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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对《项脊轩志》的抑扬
2023-04-25 11:18:19

《项脊轩志》大概是明清以来古文中影响最大的一篇。此文自明中叶问世以来,常见于近世古文选本中,延及今日,仍是中学教科书的必选文章。《项脊轩志》以明代散文而在清代完成经典化,与唐宋古文名篇并传,与桐城派对此文的检验及接受关系密切。然而,桐城派未能正视《项脊轩志》的“小说气”,给近代古文转型留下了诸多遗憾。

桐城派论《项脊轩志》简史

有清二百多年间,桐城派对归有光的文章褒贬不一,但对《项脊轩志》的评价,大体经历了先抑后扬的过程。

方苞从“义法”及“雅洁”的为文宗尚出发,不满于《项脊轩志》的冗碎,以为“去其半脉络乃通,滓秽尽洗”。为使《项脊轩志》更为“雅洁”,符合“义法”,方苞对《项脊轩志》大加删节,如径直删去“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妪亦泣”一段等。这些批评,与方苞对归文的宏观看法一致。在《书归震川文集后》中,方苞概括归文的短处为,“有近俚而伤于繁者”,“袭常缀琐,虽欲大远于俗言,其道无由”。显然,方苞不喜欢归文多用俚俗语、行文烦琐,因其有伤于“雅洁”,不轨于文章“义法”。

自方苞以后,桐城派文人虽推重归文,但对其贬抑的声音也颇大。如姚鼐认为《项脊轩志》是“太仆最胜之文,然亦苦太多”,与方苞同调。姚鼐还认为“三五之夜……珊珊可爱”,是“琢句太多,然亦伤雅”,不若径直删改为“翛然自得”。此外,姚鼐综合诸家所言,还给《项脊轩志》打上综括性的贬义评语,认为此文有“小说气”。这就在“义法”与“雅洁”外,又给《项脊轩志》蒙上一层阴影。

物极必反,嘉道以后,桐城派文人对归文的评价发生了重大变化。一部分文人墨守“方、姚”遗规,仍从“雅洁”等论调入手批评《项脊轩志》,如王芑孙等人评《项脊轩志》,全是因袭方、姚旧论。而在姚鼐的弟子梅曾亮周围,一批桐城派新势力对归有光的文章十分推崇。以梅曾亮为中心,其群从弟子如王拯、邵懿辰等人为提振桐城派古文声势,不断抬高归文地位,将其视作桐城古文的学习典范,并认为《项脊轩志》为“归文第一”。王拯在《书归熙甫集〈项脊轩记〉后》中云:“往时上元梅先生在京师,与邵舍人懿辰辈数人日常过之,皆嗜熙甫文。先生日谓舍人与余曰:‘君等皆嗜熙甫文,孰最高?’而左手《震川集》与邵,右一纸与余,曰:‘第识之以觇同否?’余纸书《项脊轩记》,先生举邵手所举《集》中文,即此也。乃相与大笑。”(《龙壁山房文集》卷五)王拯所述,正是归文及《项脊轩志》地位不断上升的写照。

以道光年间以梅曾亮为中心的古文圈子对《项脊轩志》的推崇为转折,此后桐城派文人对《项脊轩志》的评价多是褒过于贬,甚至不惜因此批评方苞。如秦瀛在《与周半帆书》中云:“望溪尝不满归震川,震川……文不能尽追古人,而集中如《书张贞女事》《陶节妇传》《项脊轩记》等,皆千古有数文字。”(《小岘山人文集》卷二)又如林纾认为《项脊轩志》是“言情之文”的佳作,“琐琐屑屑,均家常之语,乃至百读不厌,斯亦奇矣”(《春觉斋论文》)。吴汝纶在日记中为其子开列的历代文章读本中,所选归文第一篇即是《项脊轩志》。至于清末以来各类版本的国文教科书,《项脊轩志》无一例外均得以入选。至此,《项脊轩志》可谓完成了“经典化”。

“小说气”争论与《史记》义法

从上文可见,桐城派对《项脊轩志》的评价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由方苞到姚鼐,以贬抑为主,在梅曾亮以后,则褒扬居多。对此文由抑到扬的关键人物是梅曾亮,时间则在嘉道年间。当然,目前所见梅曾亮论《项脊轩志》仅一条评点云:“借一阁以记三世之遗迹。大宛之迹肇自张骞,此神明其法者也。”所评虽简短,意义却重大。梅曾亮没有正面论说《项脊轩志》文辞琐碎等问题,却直接将此文与《史记》关联,巧妙地解决了方苞、姚鼐批评《项脊轩志》的琐碎与“小说气”等历史遗留问题,既未“背叛”师说,又为褒扬《项脊轩志》开了一扇窗。

“小说气”是清代古文辞禁中的重要问题,钱锺书曾说:“康雍以后,文律渐严,诗可用文言小说而不可用白话小说,古文则并不得用文言小说。”(《谈艺录》)事实上,自清朝肇基以来,批评古文“小说气”的声音即不绝于耳。如汪琬抨击“以小说为古文辞”的创作,黄宗羲批评侯方域等人的文章“不能出小说家伎俩,岂足名家”。而沈廷芳在《书方望溪先生传后》中认为,“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隐拙斋集》)。在古文辞拒斥“小说气”的浓厚氛围下,梅曾亮等人想要为《项脊轩志》行文的琐碎与散漫正名,很难从字句层面进行理性探讨。在此,为归文寻找传统根源更为合适且更加有效。

追溯历代文章,前代为文有“小说气”而评价仍相当高者,远则有司马迁,近则有柳宗元。不过,柳宗元的文章向来背负“小说气”的评价,如汪琬认为柳文“近于小说”,且桐城派多不喜柳文。故梅曾亮等人把目光锁定在《史记》上,通过分析归文与《史记》的联系,为提升归文的地位张本。继而,王拯等人发掘旧说,认为“震川每一下第,即阅《史记》一过,故阅本最多”(《归方评点史记合笔》附《史记例意》跋)。他又综合梅曾亮等人提供的批本,刊刻《归方评点史记合笔》。通过种种举措,使归有光与《史记》成为密不可分的一体。随后,梅曾亮、王拯等人论说归文得司马迁《史记》精髓,也就顺理成章。

通过将归文的文法源头追溯到《史记》上,梅曾亮等人部分消弭了桐城派内部对归文“小说气”的批评之声。归文中的“闲笔”、琐碎的行文等,由此都与《史记》的篇章建立师法关系。如林纾认为《项脊轩志》的言情特点取法于《史记·翁须传》,而徐世昌则认为《项脊轩志》“肇源史公《外戚世家》”。种种迹象表明,梅曾亮等人将归文的精髓溯源到《史记》,改变了《项脊轩志》在桐城派内部评价的风向。不过,他们虽然借含混的《史记》“义法”消弭了对归文“小说气”的争论,却并未直面归文尤其是《项脊轩志》叙事细碎、多用俗语等问题。这使桐城派失去了一次突破文禁、开启古文新变的机会。

归文之妙与桐城派的遗憾

桐城派对《项脊轩志》等归文的推许,使人以为桐城派已尽得归文之妙。如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认为,“所谓桐城之学,实即从学习归熙甫得来,自谓续数百年不传之秘,自谓得古人深妙之心而已”。然而,由桐城派对《项脊轩志》的批评等方面看,他们与归文精髓尚有隔阂。

诚然,桐城派逐步推崇《项脊轩志》,为此文经典化提供了重要助力,也为中国古代散文在“唐宋八大家”这样悠远的传统之外,奠定了明代散文的“近传统”,从而为清代散文的经典化铺路。然而,桐城派对《项脊轩志》的先抑后扬,关键在于悬置此文的“小说气”问题,含混地将其与《史记》的“义法”挂钩,失去了与时俱进地探索归文妙处的机会。

实际上,“小说气”正是归文的妙处所在。今人吴小如认为《项脊轩志》“上承唐人传奇写法,下启《聊斋志异》用笔先河”,“正是归有光专门摹写身边琐事而具有小说胎息的一篇杰作”,可谓道中窾要。晚清以来的桐城派文人尽管隐隐感觉到“小说气”是促成《项脊轩志》艺术成就高妙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敢正大光明地为“以小说入古文”辩护,只是模糊处理。如此一来,这一原本极具潜能的“以小说入古文”艺术脉络又回到含混状态。正如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叹息道:“吾国文学……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微之天才也。文笔极详繁切至之能事……实由其特具写小说之繁详天才所致,殊非偶然也。”(《元白诗笺证稿》)归有光一系列文章善于以俚俗之言,写家人细碎之事,且由于清代文人尤其是晚清桐城派文人的推崇,获得极高地位,若桐城派文人因此正视并发扬归文的“小说气”特点,则古文在清末当有更大的生命力。

由于没有能够仔细区分归文与《史记》的异同,清代桐城派文人还错过了文法进境的机会。钱基博在细致分析后认为,“史公能于不要紧之题,说要紧之话……而震川只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话”(《古籍举要》),点出了归文与《史记》文法的重要差别,认为二者一是“依法立义”,一是“以义驭法”。近人胡怀琛更进一步认为,归文写情感及家庭乃是“文学的真谛”(《中国文学史概要》)。这一说法道出了归文与“人的文学”的关联,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可谓内里相连。王拯等人原本有机会道破并发挥这一点,可惜由于桐城派文禁的森严,令他们错过了这一可能,从而留下了中国文章史上的一大遗憾。

(作者:尧育飞 单位:广西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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