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概念（注：“科举学”这一概念由刘海峰教授于1992年在《“科举学”刍议》首次提出。）的提出至今已历三十载，与科举相关的研究已成为一门综合性的国际显学，其中研究者所关注的首先集中在科举史、教育史等领域。以文学为切入点进行相关研究起步稍晚，亦蔚然兴起，一系列科举文献相继整理出版，如“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文化工程推出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等即是代表。近年来，科举学研究逐渐走向深入，相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日趋精细化，复旦大学陈维昭教授是在这一领域进行深度探索的学者。他先后主编整理了《稀见明清科举文献十五种》（2019）、《日本所藏稀见明清科举文献汇刊》（2020）、《稀见清代科举文集选刊》（2022）等书。从系列书籍的取名、选择上看，“稀见”是其中重要的关键词，体现出他对明清稀见科举文献的重视。尤其最近出版的《稀见清代科举文集选刊》（下文简称《选刊》），在特定的理论聚焦之下去搜集稀见文献，并进行深度整理，值得学界研究者予以关注。

一、稀见科举文献的搜集

该书所选文集的作者在清代科举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文集本身具备稀见的价值。我们知道，清代科举文献可谓汗牛充栋，虽然经过了历史的淘汰，但存世的数量仍然十分巨大。要在众多的文献中选择出重要的稀见文献，需要编选者的学术眼光。陈维昭教授主编的《选刊》精选十种稀见的清代著名文人如戴名世、方舟、方苞、翁方纲、钱振伦、郑献甫等的科举文集（含八股文集、试帖诗选和策对选集等），加以整理校勘。基本上覆盖了清代前期、中期、后期等阶段的科举文献，可以代表清代不同时期科举文献的基本面貌。入选的这些文人对清代文学有重要影响，尤其所创作、编选的时文对当时的读书界和科举士子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入选的科举文集多是孤本或早期刻本，具有很好的版本价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时文集皆附有夹批和评点，有的版本上所附录的批语甚至是“仅见”的，对于今天的研究者了解八股结构和时文创作的技法、特点及其优胜之处均有帮助，具有较高文本价值。例如，方苞是清代桐城派的古文大家，也是重要的时文评选家、作家，编选有《钦定四书文》，对乾隆朝以后八股文发展影响深远；其自撰有《抗希堂稿》，在清代时文领域享有盛名。《选刊》用作底本的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间刻本《抗希堂稿》上保留有戴名世等人早年的评点，颇为珍贵。因《南山集》案爆发，戴名世成为文字狱中避讳对象，在后来的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光绪等刊本及一些钞本中，戴名世的评语或被删去，或者是被替换成其他人的名字。如果后人想要了解方苞时文集的早期评点情况，康熙间刻本《抗希堂稿》所存录的批语就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值得一提的是，有关戴名世等人的评语或被删去、或被替换成其他人姓名的现象，也反映出清代不同时期人士对文字狱、桐城文人的微妙态度，实际上也是思想史的组成部分。此外，戴名世、方舟时文集的评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在底本的选择上，陈维昭教授尽可能选择最稀见、最有价值的版本予以整理，很好地体现出了文献的“稀见性”。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科举文集不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有助于研究者真切了解清代科举史、科举文体写作史，而且对全面了解清代文人的写作历程以及清代文学、文论的历史演变均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深度的文献整理

要对一个领域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基本文献的整理是前提和基础。文献整理一般分为影印与精校精刊等几种形式。目前，学界对于相关古代文献的整理大多是影印，有一些标点整理也略显粗疏，难免低层次的重复“研究”。陈维昭教授主编的《选刊》是精选底本与参校本进行精细校勘，撰写详细的校勘记，并将稀见评点予以保留的深度文献整理。这种整理方式并不满足于一般的文献影印，而是试图为研究者提供可靠的清代科举文献底本，从而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的尝试。翻开其中的每一种文集，我们均可以看到整理者撰写有前言，对所选时文集的作者、版本情况、特点等进行过精要的介绍，并在此基础上于众多版本中选择最佳的底本，摘优选择重要的版本作为参校。有时候底本漫漶，校勘者会据通行本补全；参校本与底本文字的细微差异等，校点者也会一一详细出校勘记。戴名世、方苞、方舟等人的科举文集均是如此处理。这样便于研究者在短时间内清楚把握同一科举文献在不同时期的文本变异情况，可以为研究者从事深层次的研究提供基本的参考。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学界对明清时文集的相关整理还略显粗疏，或是影印出版，或是简单标点出版即算完事，较少有研究者将众多时文集汇集到一起进行精校精刊——这或许是目前研究者主要是致力于文献的发现，还未暇对所获得的科举文献进行认真细致的梳理，并未去仔细比对其中的文字差异，因而也就无暇进行细致的整理校勘。严格说来，这离学界的期盼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我们相信，随着明清科举时文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相关的文献整理必须要走向精校精刊的途径，深度而细致的文献整理必将显示出其价值。陈维昭教授主持的这套《选刊》的整理范式必将产生其导夫先路的意义，为后来的科举文献，甚至是其他明清文集的整理提供重要的参考。

三、文选的理论聚焦

《选刊》对清代科举文集的选择是在特定的理论聚焦下进行的，所选书籍注重清代科举文章理论性与发展脉络的呈现。清代享国二百六十八年，除了短暂未用科举外，有清一代科举与其政治几乎相始终。清代承袭明代的科举制度，文体的演变往往通过具体的选本加以呈现。如顺康时期承明末时文而重视“以古文为时文”，雍乾时期倡导的“清真雅正”，乾嘉时期重视以经学为根基，道咸后则融入经世思想等，均在科举文集中有流露。陈维昭教授在选择整理对象时，注意到将每个时期有代表性且能呈现出当时科举理论而又不为人所重视的科举文集予以揭示出来。使得人们在阅读此书后能够对清代科举文章理论的发展脉络有较为清晰的认识。譬如，《选刊》中选择了雍乾时期著名的科举文选家楼沨的《分法小题濬灵秘书》，这是一部便于初学者使用的融理论入文本的具体分析中的著作。此书既有科举时文学法教法之总论，有细致精到的评点，并且有可为垂范之名家名作供学习，也有子弟习作及作者自作范例，其中“初学破承格式”“初学起讲格式”等，极尽文章作法变化之能事，反映出雍乾间科举文论的基本面貌。而与翁方纲的《复初斋时文》并行的《贴经举隅》则是反映出乾嘉之际学人科举文论的代表著作。其中反映出乾嘉朴学影响下，科举时文重视经学的理论与在此基础上涵养文气、注重机法、不弃辞章的时文技法理论。纪昀的《馆课我法诗笺》则是乾嘉之际试帖诗创作理论的集大成者，反映出当时人对试帖诗的基本观念。郑献甫的《补学轩批选时文读本》每篇时文后均附有详尽的评析，于各篇之认题、入题、起讲、提比、出题，以至题面、题理都有详细的分析，从中可以看出以郑献甫为代表的道咸同时期的时文选家寓时文理论主张于选本的尝试。文海主人编《近科通雅集初编》则收录了光绪五年（1879）至光绪十九年（1893）间历科乡会试的制义、经义及对策，其中制义用八股，经义则有用散体及用西学者，反映出了特殊过渡时期科举文体的演变轨迹。从《选刊》所选科举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出清初至清末近三百年科举文体、理论演进的面貌。这也反映出编者在编选书籍时试图为读者勾勒出清代科举文章理论性与发展脉络，以显示出该书的学术性品格。

综上所述，《选刊》是集稀见文献搜集与文章学理论性于一体的清代科举文集整理本，必将为相关研究的推进作出应有的贡献。

（龙野，南昌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玉琳，南昌大学文学院硕士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