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资本论》的阐释史，就学科阐释方式看，迄今为止一直存在着经济学、哲学、政治学、逻辑学等多样化的阐释路径。这些多样化的阐释维度是历史地生成的，既具有历史性的合理性，也具有历史性的局限性。

一、经济学理论定向的阐释

毫无疑问的是，《资本论》首先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因此对《资本论》做经济学理论定向的阐释具有当然的理论合法性，它对于完善、推进和发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呈现《资本论》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但《资本论》又不单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它同时还具有哲学的维度，是一部唯物史观的理论巨著，因而又不能完全局限于经济学的阐释维度。

从历史看，对《资本论》的单纯经济学的实证化解读倾向肇始于第二国际的所谓理论正统。严格说来，在作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考茨基、伯恩斯坦甚至普列汉诺夫那里，他们并不否定《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统一。但是，当他们把唯物史观庸俗化为“经济决定论”时，对《资本论》的经济学阐释就实质性地丧失了唯物史观的哲学高度，从而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降低到它本已全面超越了的古典经济学水平，更多的是在李嘉图意义上解读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因而无法应对来自被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流派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攻击。面对由庞巴维克挑起的论战，尽管希法亭写了专门的论战著作，但马克思主义阵营基本处于守势，伯恩斯坦甚至以“边际效用论”取代了“劳动价值论”，彻底背离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立场。

然而，在进一步的理论反思中，一些国外学者却把根源归结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陈旧落后和理论上的不够实证精确，要求更加彻底地清除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以进一步淡化《资本论》的哲学色彩，并在方法论上更为主动地向主流经济学靠拢，用主流经济学的实证方法替代马克思的辩证法。

这一理论努力的典型代表就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数理马克思经济学派”。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独特的哲学方法，主张运用分析的实证的现代研究方法重新界定马克思的问题和理论，以便使其更具“科学”性质。因此，科恩运用分析哲学的方式重构唯物史观，埃尔斯特和罗默则直接引入了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同时采用主流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化、均衡分析框架等微观分析方法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问题。

数理马克思经济学派也将数理分析运用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并在吸纳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前提下与主流经济学展开论战，以维护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森岛通夫就转形问题与萨缪尔森的论战及其对扩大再生产理论的新解、置盐信雄在价值理论上的“马克思基本定理”和关于平均利润率的“置盐定理”等，都是颇有影响的理论尝试。

在经济学理论的技术性层面上，《资本论》的经济学理论定向的现代阐释有助于提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呈现《资本论》的当代性意义。但是，《资本论》的科学性及其当代意义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理论及其技术性层面上，它同时还体现在《资本论》内在包含的唯物史观理论以及其分析现代社会的哲学立场与哲学方法中。

二、哲学化理论定向的阐释

第二国际理论家对《资本论》的实证化阐释的不足，催生出卢卡奇的哲学化阐释方式。哲学化的阐释试图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引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凸显《资本论》的哲学理论定向，呈现《资本论》的哲学性质及其当代意义。但是，由于对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性质及其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不同理解，在《资本论》的哲学理论定向的阐释中，诞生了诸如黑格尔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等多种阐释维度。

（一）《资本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定向的阐释

继卢卡奇之后，阿尔都塞开启了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化解读路径。在阿尔都塞看来，卢卡奇以黑格尔哲学解读马克思哲学，不仅导致了主观主义，而且将辩证唯物主义归入历史唯物主义。因此，祛除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恢复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地位，成为阿尔都塞对《资本论》进行哲学化解读路径的基本理路。为了祛除黑格尔哲学的影响，阿尔都塞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总问题”和“认识论的断裂”，据此划分马克思早期与后期思想、哲学意识形态批判与经济学批判的界限，凸显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本质及其与《资本论》的内在关联，从而开启了以辩证唯物主义解读《资本论》的独特哲学化路径。

针对黑格尔哲学的历史主义和本质主义，阿尔都塞以结构理论的“总问题”为支撑讨论了《资本论》的对象，严格与古典经济学的对象区别开来，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经验主义和效用体系，显示出《资本论》所具有的不可还原的客观结构与理论特质；针对黑格尔的“整体”本质上“绝对不是结构”而是同质性精神的思辨哲学特质，阿尔都塞强调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是结构”，因而主张用“或然的唯物主义”对抗“目的论”，用“多元决定论”或“超决定论”对抗“一元决定论”。某些深受阿尔都塞影响的学者延续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化解读，进而以斯宾诺莎资源解读《资本论》，并从斯宾诺莎的生命政治学中导引出一条激进政治的解读路径。

客观而言，不论是对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实证化经济学解读，还是对于卢卡奇的哲学化解读之症结，阿尔都塞都有着清醒的认识：“经济学家所指责的马克思理论上的缺陷和弱点恰恰是马克思的力量所在。同时，也正是这一点构成了马克思同他的批评者以及某些最亲近的拥护者的根本区别。”但是，当他试图恢复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哲学”力量，并把它归结为辩证唯物主义，并据此从共时性的实体结构或关系结构去解读《资本论》时，马克思所要竭力呈现的那个社会关系实体自身的能动展开过程却消失不见了，我们既看不到马克思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回溯，也看不到马克思对价值形式自我否定性的现实性呈现及其必然性超越。可以说，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哲学解读所成就的既不是《资本论》，也不是唯物史观，而是把《资本论》与唯物史观割裂乃至对立起来的抽象辩证唯物主义教条，是由之而发生的《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对立。

（二）《资本论》的黑格尔主义理论定向的复兴

在阿尔都塞及其后学竭力驱逐黑格尔哲学影响时，英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却掀起了黑格尔哲学的再次复兴。但与卢卡奇诉诸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解读路径不同，他们更多的借助黑格尔的《逻辑学》对《资本论》展开系统辩证法与价值形式的分析，因而被称为“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其势头甚至完全压过了英美本土产生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逻辑学》与《资本论》对照解读，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之交的哲学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哲学界对《资本论》唯物史观性质及其当代意义的关注，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新辩证法学派的哲学化解读路径在国内学界的影响迅速扩大，并引起众多学者的呼应。比如，通过对《资本论》与《逻辑学》的互文性解读，赵敦华基本认同新辩证法学派的观点：“《资本论》前五章的研究对象和《逻辑学》范畴一样是‘形式’。”

在这里必须指出，《资本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理论定向的阐释，是一种在国内理论界广泛流行的阐释维度。该阐释维度集中表现在唯物史观与《资本论》关系上的“推广应用与反证说”。就其最初的理论表现形式而言，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发生归结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黑格尔辩证法的结合以及由此而发生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创立，把历史唯物主义看做辩证唯物主义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从而把《资本论》看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推广应用与反证；在其最新的理论表现形式上，它主要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与《资本论》的更为直接的关联以及在这种关联中的推广应用与反证。毫无疑问，这一阐释方式对于推进国内的马克思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发挥了不容抹杀的重大理论贡献，但也存在着可以讨论的理论空间。作为一个在国内最有影响力的阐释方式，“推广应用与反证说”把唯物史观的创立看做先于《资本论》研究的一个理论事件，而《资本论》研究的开展则是唯物史观的推广应用与反证。就此而言，唯物史观与《资本论》的关联还是外在性的，它们之间的内在性关联并未真正呈现出来。

三、中介性辩证法：《资本论》作为阐释唯物史观的哲学力量

从国内外理论界所呈现的《资本论》理论路向的多样化阐释维度看，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性质，如何看待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既是造成不同阐释路径的根源，也是进一步反思和重建《资本论》与唯物史观内在关联、呈现《资本论》当代意义的突破口。

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贯彻了彻底的中介性原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决不能不通过任何中介环节，而把一般的抽象形式同它的任何一个特殊形式混淆起来”。在马克思看来，“李嘉图的方法是这样的：李嘉图从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规定出发，然后研究其他经济关系(其他经济范畴)是否同这个价值规定相矛盾”，问题在于“这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但是，剩余价值和利润、商品的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是不能直接关联和等同的，所以李嘉图解释不了“等量资本等量利润”和“价值决定于劳动”的矛盾；实际上，这要经历从剩余价值到利润再到平均利润的中介环节才可理解。对此，恩格斯曾经做出如下精准评价：“他以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属性代替了劳动，因而一下子就解决了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一个难题，也就是解决了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交换与李嘉图的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规律无法相容这个难题。他确定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

应该说，在价值形式分析中贯彻始终的中介性辩证法，同时也赋予了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的可回溯性；它意味着不仅每一个经济范畴都可以被回溯到现实的经济关系，而且每一个高阶范畴都可以被回溯到低阶范畴，因而由这些范畴所组成的价值形式体系同时也展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历史性。从商品、货币到资本的价值形式上升序列，同时意味着资本的可回溯性。对此，马克思反复提醒人们，既不可以“把资本的这些元素形式——商品和货币——本身跟资本等同起来”，“把资本的使用价值存在方式——劳动资料——本身说成就是资本”，又要看到资本的历史前身及其来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我们前面所考察的经济范畴，也都带有自己的历史痕迹。产品成为商品，需要有一定的历史条件。要成为商品，产品就不应作为生产者自己直接的生存资料来生产。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只有在一种十分特殊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马克思还指出：“劳动并非向来就是抽象的，将劳动变成‘抽象人类劳动’的抽象也不是劳动自己的作为。劳动并不会使自身抽象化。抽象是外在于劳动的，并处于交换关系的特定的社会交往形式之中。”在谈到“交换价值”时，马克思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使用价值才普遍地以交换价值为中介。”在谈到“利润”时，马克思指出：“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而剩余价值只有通过分析才得以从利润中剥离出来。”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的逻辑维度，不仅把每一个价值形式范畴看做是特定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论表达，而且据此呈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来历，处处体现出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起源的回溯，这就是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方法的唯物史观原则。马克思正是据此打破了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赋予的经济范畴的抽象性与永恒性，从而在超越逻辑形式，在实质性的内容层面上，本质性地呈现出《资本论》与《逻辑学》形式分析方法的界限。这也正是被卢卡奇、“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和“新辩证法学派”遮蔽的至关重要的东西。他们没有看到，正是唯物史观在《资本论》中的实质性出场赋予了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以唯物史观高度，使得《资本论》不论在结构体系上，还是在价值形式分析的经济范畴和分析方法等方面，都深刻地凸显出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根本性超越。

总之，既不可以忽视甚至祛除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也不能过分夸大它在《资本论》中的地位。只有既看到黑格尔作为马克思发动哲学与经济学革命之必要理论环节的重要性，又看到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本质性超越，才能把唯物史观看做从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挣脱出来的伟大成果，才能看到唯物史观自诞生之初就具有的鲜明的《资本论》定向，以及唯物史观之在《资本论》中的实质性呈现，建构起唯物史观与《资本论》的内在性关联。

（单位作者：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原题《〈资本论〉理论定向的阐释维度》，《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张征/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