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而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演进，算法已成为数字媒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元素，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文化的认知构建与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从社交网络的内容推荐到视频流媒体平台的个性化展示，从搜索引擎的结果排序到智能设备的交互逻辑，这种技术的深度融合不仅具备技术层面的特征，更蕴含着文化层面的影响——它悄然改变着人们对世界的感受、理解及解读方式。尤其在文化传播领域，算法作为数字媒介的“隐形设计者”，通过其选择、排序和推荐机制，重新塑造了文化元素的可视性及其相互关联，从而构建出一种全新的文化认知环境。

根据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2025年3月26日在第十二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上发布的《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为10.91亿人，网民使用率高达98.4%。短视频、社交平台已然成为公众接触文化内容的主要渠道，文化认知场景从传统的书籍、电视等集中式载体，转向移动端随时随地的分散式场景。在此过程中，算法凭借其对用户兴趣的精准捕捉能力，成为文化内容分发的核心力量——抖音的“推荐页”、微信的“视频号推荐”等功能，均以算法为核心实现文化内容的个性化推送，推动文化传播进入“内容找人”的新阶段。算法偏见与数字媒介的互动，并非单纯“破坏”传统文化认知，而是催生了一种复杂且具有新特征的文化认知图景。这种互动关系远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动态过程。具体而言，这一新图景的生成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的转向：其一是认知场景的转向；其二是认知主体的转向；其三是认知内容的转向。

认知场景的转向：

从“集中式”到“碎片化互动”

在传统模式下，文化认知依赖剧院、课堂等具有仪式感的物理空间。这类“集中式”场景要求参与者投入整块时间，认知过程连续、专注且由权威主导，形成庄重却相对封闭单向的模式。数字媒介的兴起瓦解了这种时空一致性。认知行为弥散性地嵌入日常生活缝隙：通勤、工作间隙等碎片时间通过短视频、直播平台被转化为文化认知瞬间。用户可在几十秒内完成对一项技艺、一首民歌或一座建筑的瞬时捕捉。这种“碎片化”极大提升了文化接触频率，亦使认知趋于快速、浅表和跳跃。更重要的是，数字媒介引入了革命性“互动性”，使其区别于传统碎片化阅读。弹幕、评论等功能将认知场景从接收终端转变为可参与的社交化空间。以河南卫视“端午奇妙游”为例，直播中用户通过实时弹幕构建起临时的“想象共同体”，从被动观看者转化为主动阐释者。最终，这些元素共同编织成“观看—互动—再认知”的新闭环，用户的个体体验因集体解读而丰富，个人见解也融入公共认知。这种社群驱动场景既暗含认知深度割裂的风险，也蕴含着文化在集体共鸣中获得新生的可能。

认知主体转向：从“被动接收者”到“去中心化共建者”

在传统文化传播范式下，认知主体处于传播链条的末端，扮演着纯粹的“受众”角色。文化内容的生产、筛选和诠释权高度集中于专业“守门人”机构手中，如电视台、出版社、博物馆和学术机构。这些机构凭借其专业权威性，定义着何谓“正统”文化、如何呈现以及以何种顺序被认知。公众在此模式中，本质上是文化知识的消费者和学习者，其认知路径、范围和深度均被预先设定，主体性主要体现在对既定内容的接受与内化程度，缺乏真正的参与和创造空间。数字媒介的崛起彻底瓦解了这种中心化的垄断格局。UGC（用户生成内容）模式的普及，使每一个普通用户都握有了低成本、高效率的文化生产与传播工具。这意味着，文化认知的主体不再局限于消费端，而是空前地参与到文化的生产、诠释与再创造环节，成为积极的“共建者”。这一转变的革命性在于，它使得文化的定义和呈现方式变得空前多元和草根化。例如，陕西农民通过抖音拍摄“自家窑洞的民俗生活”，累计获得超百万播放量，这些非专业内容虽不够深度，却成为其他用户认知陕北文化的重要渠道，这种由无数个体自主发起的、去中心化的叙事，极大地丰富和修正了由精英机构所主导的、有时不免失于抽象或刻板的文化图景。因此，认知主体的转向，不仅是行为上的从“看”到“拍”，更是权力关系上的从“接收”到“赋予”、从“学习”到“诠释”。它打破了文化阐释的单一权威，构建了一个由专业机构、草根个体共同参与、相互对话、彼此补充的喧哗而富有生机的文化认知共同体。

认知内容的转向：

从“单一权威”到“混搭化符号”

传统文化的认知内容通常由教科书、博物馆、官方纪录片等权威机构提供，其叙述是系统性的、逻辑严密的，旨在传递一种标准化、正统化的文化知识体系。这种“权威解读”确保了文化的规范性和传承的准确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文化的表达形式，削弱了其与当代日常生活的动态联系。然而，算法驱动的数字媒介平台彻底改变了这一内容生态。其推荐逻辑并非基于文化的正统性，而是基于用户参与度、跨圈层的传播潜力以及内容的创新性。这种机制主动促成了不同文化元素打破时空壁垒，发生奇妙的“碰撞”与“重组”，从而催生了大量“混搭化”的文化内容。例如，年轻用户将广东粤剧与流行音乐结合，制作“粤剧版流行歌”短视频，在抖音获得超500万点赞。尽管这种再创作可能偏离了传统文化固有的“纯粹性”并引发争议，但其革命性意义在于：它通过嫁接当代流行符号，为古老的地方文化注入了全新的生命力与传播动能。它不再将文化视为仅供瞻仰的遗产，而是可参与、可互动、可玩味的活态素材。最终，这种“混搭化”产品本身就成了无数用户认知、理解并亲近地方文化的新载体、新入口，重塑了文化传承的路径。

综上所述，数字媒介的算法化转向在重塑文化认知图景中呈现出深刻的双重性。一方面，算法偏见通过技术局限、商业逻辑及社会权力结构的嵌入，导致文化内容同质化、圈层化与娱乐化，加剧了文化认知的碎片化、表面化及认同模糊。另一方面，它亦催生了新的认知形态：认知场景从集中、定时走向嵌入日常的碎片化互动；认知主体从被动接收者转变为主动参与的去中心化共建者；认知内容则由单一权威阐释拓展为充满创造力的混搭化符号。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强调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解决算法偏见对文化认知的负面影响，不能完全依赖技术自发演进，而需通过“实践层面”的多元治理，使文化认知在技术革新与价值坚守的平衡中，迈向更具包容性与深度的新图景。

（作者：花靖超 三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