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阮益嫘）田野研究作为一种认识和思考世界的方法，在印证传统史料、补充传世文献不足等方面的作用正越来越凸显。10月19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寻觅古城址：田野考察的方法与实践”讲座中，学者就田野考察的经验与方法进行了分享和探讨。

田野研究的认识论、技艺与结构，积累了深厚的资源，深刻改变着人文学科的面貌，用其特有的方式书写着它与文明研究的关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孝聪在田野考察中发现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一些城址脱标或位置有误，于是他利用田野考察方法，确定了古城址准确位置，弥补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空阙，订正了其中编绘时的错误认识。对于考察方法，他谈到，古城址往往沿着古代道路而分布，古道的通塞、迁改，政治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对古代城址的盛衰有着重要影响。因而，古城址的寻觅可以与古代道路互为前提，从古道追寻古城址或以古城址探求古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孙靖国认为，田野考察对历史地理学具有重要作用，过去文献记载中一些古城位置的错误，很难在文献中直接看出问题，只有进行野外考察，到达现场，综合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知识，才能够对文献中记载的古城址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卫星遥感地图等现代科技手段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考察者辨认古城址定位，确定经纬度，分析城址的形制等，却不能完全替代野外考察。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提出，进行野外考察，现场是另外一本书，它与文献记载相同也可能不同。沿着古路似乎可以看到某个区域古城的样子，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发展、变化，面对现场更多细致和实际的问题，需要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多学科思考，才能对山川、大地、道路和城址有更强的阅读能力。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刘未谈到，田野考察是一场充满历史感的“穿越”，在这个过程中所看到的山川形变、地理地貌等所有信息会在头脑中形成一个整体场景，考察者们需要将文献研究中的二维空间与实地三维空间相结合进行判断和思考。孙靖国认为，根据卫星照片垂直视角所认识到的地理环境同实地考察以及古人的视角是完全不同的，要印证一个地方是否为古城址，只有到达现场，结合城市和周边地理环境、道路交通等的关系，才能准确定位，并对整个区域的历史地理开发进程、人地关系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田野不仅仅是工作场域、研究方法，还可以进行经验反思。“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开放平台”开发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萍谈到，丝绸之路新系统开发中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城址定位，当古文献资料缺失、地理信息不准确时，考古挖掘和田野考察的重要性就越加明显。史学田野考察作为历史和现实的桥梁，其功能决定了针对目标的广泛性，一切人类本体、社会现象、人文景观和器物等都是考察的目标。尤其是对于非文本、非图像的实物材料进行考察，形成有体系的知识，可以升华到历史学研究的层次。丰富的实践经验也会逐渐变成一种潜在的感觉，既能感知历史，同时启发新的思考。

田野调查和发掘作为收集和获取资料的基本手段，需要在跨学科交流的多维度视角进一步拓展。李孝聪认为，丰富的野外调查能力包含着严谨的史学基本功与古籍整理基本知识技能训练，也体现出鲜明的野外观察力和引进地理学现代技术从事历史状况研究的能力。需要从历史学、地图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多角度，从历史的长时段、宏观区域与微观地貌的结合上，将多学科、跨学科的理论方法运用于专业研究。此外，要重视对地图的研究，作为一种图形与符号语言，地图深刻反映了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自然、社会与人文景观。研究和使用过去时代编绘的地图,需要关注地图带给我们的史料价值,也不应忽视编绘地图的人对地理空间的认知以及使用目的。唐晓峰提出，田野考察不是探险或者猎奇，它需要全面的学术水平做支撑，将文献与现场相结合，有目标的进行学术考察。人类在不断深入认识环境的同时，也在不断深入认识自身。在人地关系这个大系统研究中，问题意识日益丰富，学科结构系统也在扩展，相应地，历史地理学的视野与问题域也在扩展。刘未认为，考古学田野价值的一个方面，在于反思历史学研究在文献分析中所获得的经验，以及从物质材料角度去推动历史研究议题的创新。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