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小传

景天魁（1943— ），山东省蓬莱县人，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年至1973年先后就职于山西省和顺县公社和县委，1973年至1978年就职于山西日报社理论部。1981年至199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其间， 1987年破格晋升副研究员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88年担任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主任，1992年晋升研究员。1995年至2006年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党委书记、所长。199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8年至2005年担任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2001年至2005年担任国际社会学会副会长。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为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著有《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结构初探》《社会认识的结构和悖论》《底线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础》《底线公平福利模式》等。主编《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学原著导读》《中国社会学史》等。先后提出“劳动起点论”（1981）、“认知系统论”（1990）、“科学基础论”（1993）、“时空压缩论”（1999）、“底线公平论”（2004）、“福利中道论”（2010）、“中国本土社会学理论体系建设论”（2017）。

景天魁是当代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其学术生涯可谓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同步。他紧跟时代步伐、关注国计民生、致力社会研究的学术风格是对所有从事社会学研究后辈的勉励和示范。

探索社会的奥秘

1943年，景天魁出生在山东省蓬莱县小门家镇邢家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62年，他从蓬莱二中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自此走上学术之路。进入北京大学不久，景天魁开始思考一个问题：社会到底是什么？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到山西省和顺县生产队、公社和县委以及山西日报社理论部等单位工作。学术之路虽然暂时中断，但他心中已经埋下探索社会奥秘的种子。

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景天魁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攻读专业为历史唯物主义。自马克思之后的一百多年，学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大多停留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个人和群众等基本范畴，鲜少有学者深入研究这些基本范畴深层的逻辑关系。无法说透这些基本范畴的关系，就会导致社会经济建设实践的偏差。鉴于此，景天魁开始致力于对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结构进行研究，意图揭示出历史唯物主义现有范畴的深层结构。1981年，景天魁的处女作《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结构初探》出版，首次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问题，认为作为哲学范畴的“劳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劳动的逻辑展开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骨架，提出了劳动展开过程、社会发展过程和人的发展过程三者统一的观点。由此，该项研究被当时哲学界的同仁称为“劳动起点论”。1982年，《哲学研究》专门刊发了关于该书的书评，使得年轻的景天魁在哲学界声名鹊起。由于这本书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引起的强烈反响，1982年，景天魁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唯一的优秀研究生代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83年，景天魁开始在职攻读博士。1983年至1987年，景天魁致力于探讨社会认识的逻辑。在博士论文《社会认识的结构和悖论》中，景天魁建立了社会认识系统的模型，把整个社会认识看作一个系统，将社会认识划分为七种认识方式。通过建立社会认识系统模型，景天魁希望拓宽关于认识和实践的基本理论，实现科学认识和人文认识的大综合。在社会认识论领域的开拓构成了景天魁学术生涯的第一个转折点，他开始从哲学领域转移到哲学与具体科学、哲学与生活实践的过渡地带。1988年，景天魁曾表示，下一步他要朝着“哲学—专门科学—社会技术学”的方向努力。

1988年，景天魁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主任。1988年至1992年，景天魁致力于探讨社会科学方法论。他提出了社会科学的基础问题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社会世界”具有二重性，既是“事实的世界”，又是“意义的世界”和“价值的世界”。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都未能恰当看待社会世界的二重性，反而把二重性搞成了“二元对立”。景天魁认为，克服“二元对立”的方法是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础、观念基础和技术基础三大领域都实行“层次论”。

从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到探讨社会认识的逻辑，再到探讨社会科学方法论，景天魁围绕着“探索社会奥秘”的主线走向了哲学和具体科学的沟通。在这个过程中，景天魁逐渐形成并完善了他的“哲学观”：“哲学，如不贴近生活，就会变得干枯；社会，如果没有哲学，就会显得浅薄。”这样的“哲学观”对今日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有着启发意义。

关注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

1993年，还在哲学研究所工作的景天魁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1995年，景天魁由哲学研究所调入社会学研究所。景天魁注意到，中国在取得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社会失范、贫富分化、环境恶化等问题，通过对比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和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他提出用《时空结构》的分析视角来揭示后发展国家的发展困境。

1999年，景天魁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2002年，出版《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一书。景天魁认为，时空结构是参与形成和建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结构的基本结构，对社会发展的研究不能脱离一个社会的时空结构。他重新审视了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对话结构，指出西方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的重要不同是对话结构的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对话结构始终是二元结构，先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对话，再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对话；后发国家则面对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大综合，本属于不同时代的三者被压缩到了同一时空之中。景天魁把后发国家的这种结构叫作“时空压缩”。面临“时空压缩”，后发国家必须采取超越进化路径，超越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固定模式，才能建立一种超越性的协调关系。

2004年，景天魁在《人民日报》发表《建立具有中国时空特征的理论框架》，探讨以时空视角建构发展社会学理论框架。2006年10月11日，景天魁应邀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作了题为“理解中国发展”的演讲，提出解释中国崛起之谜的关键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特性与西方国家不同。2013年，景天魁发表《时空社会学：一门前景无限的新型学科》，认为时空社会学具有基础性学科地位，将成为重建社会科学的枢纽，进而助力构建适应中国崛起需要的学术话语体系。2018年，景天魁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时空重塑”：时空社会学的旨趣》，强调学术话语与时空场景关系密切，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无法理解中国的整合贯通思维，应该着眼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特性，探索在当今时代如何实现时空压缩与时空延伸的统一。

扎根民生建设研究

进入社会学研究所工作以后，景天魁在大量的社会调查实践中近距离地感知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其中，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关系成为中国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关系抽象而宏观，需要找到与之相连的具体问题作为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追问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理念基础。

景天魁认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长期停留在政策和经验层面，鲜少有人探讨社会保障的基本理念。1996年，景天魁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研究”，并于2001年和杨团、唐钧等人撰写了《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一书，提出“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论述了“基础整合”的概念含义、概念框架、目标、要求和意义。2002年6月，景天魁应邀到吉林大学社会学系演讲，把“基础整合”概括为六个“基础”和六个“整合”，并把六个“基础”和六个“整合”概括为“守住底线，卫生保健；强化服务，就业优先；依托社区，城乡统揽”。2003年，景天魁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了《作为公正的发展》一文，提出社会公正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和根本动力，将社会保障与社会公正关联起来。此后，他进一步思考能够体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相统一的公平具有什么特点。追问的结果是在2004年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上，景天魁正式提出了“底线公平”概念，认为“底线公平”应该成为社会保障的核心理念。

景天魁指出，“底线公平”是一个确定和描写社会公平度的概念。这个度是百姓的“基础性需求”，包括解决温饱的需求（生存需求）、基础教育的需求（发展需求）和公共卫生、医疗救助的需求（健康需求）。“底线”划分了社会成员权利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底线以下部分体现“权利的一致性”，底线以上部分体现权利的差异性。在经济水平比较低时，政府要守住底线公平这条线，确保每个公民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在经济水平较高时，政府仍要守住底线公平这条线，以防止贫富差距拉大。2004年，景天魁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底线公平与社会保障的柔性调节》一文，该文被全国20家报纸和杂志摘录转载，并得到社会保障研究同行的积极响应。

景天魁对于民生建设的关注是理论与实践并举的。从2003年开始，景天魁就抓住各种机会呼吁建立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他尤其关注农村困难群体的生活保障问题，并进行了多次调研和论证。2006年在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与中共中央党校联合举办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研讨会上，景天魁再次呼吁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他和全国政协调查组到多个省市调研，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在我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调查与建议》的报告。报告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同志批示有关部门认真研究。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决定2007年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景天魁是学哲学出身，自认研究民生并非个人所长，但是，他一直未曾忘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这鞭策着他积极推动和参与农村低保制度建设，其目的就是要让中国的几千万贫困农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作为一名研究者，其研究成果确实被用于解决百姓的困难，使百姓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这是对研究者最大的慰藉，也是对后来学人的鼓舞。

构建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

立基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特性，挖掘适合中国国情的概念，建设具有中国特色、能够解释中国发展的社会学话语体系，力求摆脱中国社会学对西方理论的依附地位，一直是景天魁想要做的事。2014年以来，景天魁带领团队转入群学即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尝试以重写中国社会学史的方式构建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

在总结反思社会学学科建设历程的基础上，2014年，景天魁发表论文《中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从“社会学的春天”谈起》。回溯中国社会学在近现代的发展，清末学人开创了融通担当的传统，民国时期的学人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由此，景天魁认为中西古今问题是中国社会学与生俱来的问题，也是中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然而，1979年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中西古今问题被淡化，对西方社会学的借鉴变成了照搬和套用，最常见的模式是“西方概念+中国案例”和“西方理论+中国数据”。这种忽视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传统的借鉴被景天魁称为“脚下无根”地“躺着学”，要想“站着学”，必须独立自主地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基本概念和理论。

2015年，景天魁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专业委员会第十三届年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科定位”的发言，探讨中国社会思想史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景天魁认为，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主轴应该是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和发展史，需要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和文化源流去顺着讲史，而不是倒着讲史，用西方社会学作为标准去处理中国史料。同年，景天魁发表《中国社会学源流辨》一文，指出一门学科的根本之“源”，应该是社会实践、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以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资源才是中国社会学崛起之源；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学之源与西方社会学之源应该是平等对话的关系，而西方社会学的引入只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流”；实现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贯通，迫切需要中国社会学界增强文化自觉，提升理论自信，探索创新与西方社会学会通的路径。

在上述思想的指引下，景天魁带领团队重点探讨了群学概念体系。群学概念体系建立在群、伦、仁、中庸四个基础性概念之上，采用“诚正修齐治平”的层次框架，修身层次对应合群，齐家层次对应能群，治国层次对应善群，平天下层次对应乐群。2017年10月，《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一书出版，当年即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成果，至今已被译为英、法、德、俄、韩5种外文出版。

在论证了群学概念体系之后，景天魁带领团队继续探讨重写中国社会学史的可能性。2019年，景天魁发表论文《欲兴其学 先正其史——略谈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对“社会学只是‘舶来品’”“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学”“中国社会学史只能从西方社会学的传入写起”等看法提出质疑。在构建群学概念体系的基础上，景天魁带领团队以群学命题演进史的形式书写中国社会学史，既体现了群学作为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之学的主线，也展现了群学2200多年的绵延和发展历程。2019年10月，由景天魁主编的《中国社会学史》第一卷“群学的形成”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第二卷至第六卷也处于紧锣密鼓的写作当中。

景天魁曾说：“我个人虽然平凡，但适逢伟大的时代；学识虽然浅陋，但我乐意为这个时代提出的课题奉献自己的一切。”纵观景天魁的学术生涯，确实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同步。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亟须推动人的思想解放，景天魁从哲学角度阐释社会发展的奥秘，提出了“劳动起点论”。20世纪90年代，如何在中国具体国情条件下实现现代化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他便筹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转入社会学领域开展研究，对比中西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不同背景，提出了“时空压缩论”。21世纪初，有感于弱势群体的艰难生活处境，景天魁再次转变学术方向，开始研究与老百姓关系最紧密的社会保障政策，提出“底线公平论”。如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景天魁深感中国社会学已经进入回答时代命题的新阶段，又自觉应有“大担当”，于是致力于构建中国社会学的话语体系，以求在新的“百家争鸣”的态势下发出中国社会学的最强音。虽然他的研究领域在不断变化，但紧跟中国社会发展的研究取向却没有变。他在为“时代提出的课题”贡献出具有穿透力的学术研究的同时，也不断启发勉励着更多的社会学人关注社会发展、致力社会研究。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