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大国若烹小鲜。大国之治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当前，国家治理已经深入到了社会的毛细血管之中，而世道与人心之变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大国之治。这些微妙的变化，在基层表现尤甚。基层治理看似事小，却是国家治理的基石。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人世间的道路、人们的活法，已然迭代。

《治大国若烹小鲜：基层治理与世道人心》

吕德文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

加速的社会

今日的城乡社会，其纷繁复杂的社会状态可用“加速”来描述。近些年来，中国社会的“加速”状态，最突出地体现在它从一种相对稳定和静止的形态，迅速切入到一种不稳定和运动的状态。某种意义上，社会的“加速”，在“摧毁”乡土社会的一切，也在形塑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这种全新的社会形态，主要有三个典型特征：

（1）算计。在乡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高度匹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播秋收”。人们对时间的概念并不明确，而是在周而复始的过程中消磨时光。而在城乡中国的社会形态中，人们的社会时间按照工业社会的生产逻辑展开，自然时间被精准地切割成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且工作时间被赋予了线性特征。“时间就是金钱”成了社会时间的基本原则，不仅资本在创造条件“抢时间”“抢进度”，连农民工也为了创造更多的财富而“加班”。

（2）变现。对时间的精准“算计”逐渐支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以至于人际关系也变得可计算和可“变现”。在一个时间概念模糊、日常生活周而复始的乡土社会中，人际关系稳定而有预期，互惠原则主导了社会关系。然而，一旦时间被精准切割且赋予价值，则社会生活本身也成了被算计的对象。

（3）透支。在加速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为了将来努力，但将来是什么样并不确定。唯一确定的是“过去拥有的”。于是乎，透支——努力将想象的未来提前到当下实现，赶紧将当下变成为确定的过去——成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逻辑。

大国之治

从基层看，大国之大，不在于疆域之大和人口之多，而在于变化之巨大；治理之难，不在于事务之重，而在于事务之繁杂。某种意义上，基层治理更加考验治国之功。

大变局塑造了新的治理场景。在城乡社会中，并不存在一个封闭的、独立运作的“基层”。尽管在物理空间上，还存在村庄、社区等空间单元，但村庄社会的边界已经打破。村庄不再是一个熟人社会，由血缘和地缘关系等支配的社会结构也再不稳定，地方性的权威生产路径已发生巨大变化。

概言之，在社会空间意义上，基层已不复存在。任何一项国家政策，都可以绕过地方精英等代理人直达基层社会。反过来，基层社会的反应和诉求，也可以便捷地上达国家权力中心。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既在压缩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上级与下级的时空距离，也在冲击建立在空间区划和人口分类基础上的传统治理体系。

加速的社会，正在产生巨量的治理事务。社会加速既巨量增加了治安、税收、社会保障等传统事务，还催生出全新事务。衣食住行中的新生活方式，已经不是个人和家庭自己的事情，而是典型的公共事务。乃至于，与生老病死相关的风俗习惯和人情往来，因透支等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政府也要通过各种公共政策去干预。行政事务的数量、类型和性质都在急剧增加，如何安置好人们的生活成了基层治理的最大负担。

社会的加速，客观上也催动了国家机器的快速运转。国家治理行为竟然也有了加速社会的典型特征。各级政府都在精准计算自己的治理任务，从而制定清晰可控的一项项考核指标。

近些年来，基层治理的一大特点是，各种治理事务都以攻坚、行动的方式限时完成，运动式治理泛化到了各种治理事务中。人们生活方式和观念世界的改变，具有流变性和不确定性，且涉及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不可急于一时。然而，当国家将建立新社会秩序作为一个个项目和指标时，治理便具有极强的刚性。

在一个加速社会中，尤其是在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将要产生的时候，正是治理危机逼近之时。一个有为的政府，可以敏锐地捕捉到危机信号并迅速回应。若国家沉迷于自己为自己建构的封闭体系，且治理行为本身在制造危机而不自知，就应该引起高度警惕。

这本集子（《治大国若烹小鲜》）收录的案例，几乎都是各地基层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危机信号，涉及基层乱象、微腐败和基层减负等热点问题。所幸的是，这些信号都被各地党委政府及时发觉并迅速处理。笔者希望通过抽丝剥茧的分析，以小见大，进而呈现中国之治在基层的复杂实践。

集子里的文章，均是笔者以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学习小组”岛叔的身份撰写的，在这两个平台发表后，引发各界读者尤其是基层工作者的关注和共鸣。本书的出版，让这些文章和读者集中见面，希望这些文章没有辜负读者关于“侠义仁心”的想象。

（作者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